自汉之后，出于政治的需要，在家—国进一步同构化的同时，一方面越来越突现了孝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在敬与养之外，往孝里注入了越来越多的别的内容，特别是顺，直至无条件的迁就、服从。对孝的这种附加与强化，与其说是出于尊孔，不如说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培养、造就与之相应的国民性格。

1912年1月19日，时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签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宣布“读经科一律废止”，儒家典籍从此退出中国中、小学生课堂的圣典地位。迄今正好过了一百年。现在，山东省在全国率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中小学必修课程，并已编出多版教材供中小学生使用。这意味着，百年之后，儒家典籍又作为权威经典重归国民教育。

如果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算起，那么中国人把儒家典籍作为圣典来学习、实践有2300多年；如果从通过科举制而使儒家典籍成为所有学子必修的圣典算起，也有了1300来年。相对于这千年不断的学习史，被废止的这一百年，只不过弹指一挥间。不过，正如一百年前的废止令并不简单一样，今天儒家经典回归中小学必修课堂，也并不是一件可以不周全慎思的事情。

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首先要非常清醒、非常明确、非常诚实地面对并记住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以我们的传统文化经典修身立国的满清王朝，修习儒家经典有千年之久的中国社会，在遭遇西方文化世界和西方政治社会之际，几无自保之力，所有的抵制与反抗，都一败再败；在如此存亡之际，自新自救乃唯一出路，而仅靠传统文化资源，却几无自新自救之力。读经科废止令的背后甚至认为，儒家典籍被作为经典学习有碍中国自新自救。

这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事实向每个中国人摆明，单靠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无法应对现代世界。因此，让传统文化，让儒家典籍作为经典，重归国民教育，必须建立在诚实而勇敢地承认、反思中国近代史这个基本事实的基础之上，以避免传统在今天的回归演变成简单的文化复古，进而演变为观念与现实的倒退。为此，在这一事情上，我们至少首先要考虑以下这些问题。

观点丨黄裕生：回归而不复古 ——建言“传统文化进教材”

一．传统文化回归国民教育意味着什么？

传统文化作为必修内容重进国民教育，意味着传统文化在国民教育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首先意味着传统文化在国民性格的塑造、国民人格的形成、国民价值观的确立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所以，这是一项需要特别慎重的事情，是需要对未来中国负责的重大事项。我们的编者，我们的教师，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对这件事情本身的讨论，都有必要抱着极其谨慎的精神与负责的态度，特别需要一种超越个人与集团的眼下利益的精神来面对这一事项。甚至需要超越个人与行业的眼光和见识，因而尤其需要倾听不同的意见与担忧，并针对这些担忧做出预防性的安排。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回答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传统文化进教材的必要性。

二．传统文化回归国民教育的必要性究竟是什么

我们让学生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什么必要？为什么必要？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这个问题，也不了解倡导者、编者怎么看这个问题。但，在我看来，让我们的学生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因为这些传统文化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东西。“我们自己的东西”很多，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东西也不少，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很多东西是要丢掉的，是要淘汰的。比如，我们的旧衣服，我们的茅草屋，我们的裹小脚，我们的“三纲”等等。

我们之所以有必要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重要的不应是因为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是祖先留下来的；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开辟了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东亚世界的文化，是与另外三大文化共同规定了世界史发展基轴的文化。我称它们为“本原文化”。

虽然世界有各种文化传统而有各种“国学”，但是，并非所有文化传统体系都具有世界性影响而具有世界史意义。如果从长时段历史来看，那么也许我们可以说，有四大文化传统规定了世界历史的基轴。这就是古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印度文化与华夏文化。

这四大文化之所以具有长时段的影响力而塑造了世界历史的基本格局，乃在于它们在两个方面实现了突破而成为“本原文化”：在相对性与有限性之外发现了“绝对性”并坚守之，同时走出了各种特殊性关系而自觉到了普遍性关系与普遍性原则，并自觉地加以承担。简单说，发现绝对者与自觉普遍原则是本原文化的核心要义。因发现了绝对者而能承受一切重压与腐蚀，因而能开辟绵延不断的历史；因自觉到了普遍性关系而能践行普遍性原则并坚守之，从而能教化万族而能开辟出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普遍性世界，以及贯穿着普遍性“道-理”的历史。不同本原文化乃是对绝对者与普遍性的不同面相或维度的揭示。换言之，本原文化的不同，不是原则的不同，也不是与之打交道的绝对者的不同，而只是对原则不同的普遍性内涵与绝对者的不维度的揭示。因此，不同本原文化的相遇、融合是普遍原则内涵的丰富，因而是普遍性原则的普遍性的提高。

这意味着，对本原文化的传承与坚守，既是对普遍性原则的传承与坚守，也是承担本原文化之间相遇、汇通，并据此提高人类共同原则的普遍性版本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必要性首先不是出于其他，而乃出于对普遍性的追求，出于提高人类普遍性原则版本的要求，出于汇通世界本原文化的使命。

就此而言，我们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并非出于一国一族之需要，也不应仅仅出于一国一族之需要，而是出于把人类文化和世界带向更高普遍性的使命。

但是，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学习、传承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什么内容？当我们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课程时，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非优秀的内容，有不优秀的部分，这些不能、不应进入教材。问题是，这个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哪来这个标准？这也就是我要思考与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观点丨黄裕生：回归而不复古 ——建言“传统文化进教材”

三．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应进教材？标准是什么？

我看在教材的编者说明中，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这也就意味着，衡量传统文化中优秀与否的标准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们且来简单要分析一下核心价值观。它包含着十二个价值纲目，其中的富强、文明、和谐，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是传统的价值原则，中外概莫能外。因为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共同体，从古至今，都肯定这些，追求这些。这些价值原则自然也被包含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但是其中的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则是属于现代价值原则，是传统文化所没有，或者至少是没被自觉的。因为不管中国还是西方或任何其他地方，古代社会都没有真正确立起这些价值目标并以之为原则，在这一点上，也是中外概莫能外。

所以，今天提倡什么样的国学，学习哪些传统文化，要有一个标准，一个原则，那就是必须能够与自由、民主、平等、法治这些现代价值原则相协调，而不能与之相矛盾。凡是与这些现代价值原则相冲突的传统文化都不应成为今天人们学习的内容。不仅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如此，对于任何传统文化也都如此。这在根本上意味着，我们今天要学习、要传承的任何传统文化都要接受现代价值原则的洗礼！而这实际上也就是接受我们前面所说的更高普遍性原则的洗礼。

在一百年前，进士与翰林院编修出身的蔡元培宣布废止中小学读经科的理由主要有二：因倡导忠君而与共和精神相悖，因敬拜孔子而与宗教信仰自由相悖。与共和精神以及宗教相信自由相悖，实质上就是与前面那些现代价值原则相违背。不管如何评价百年前废止读经科这一事件，不能违背现代价值原则这一点，在百年前是正确的，在百年后的今天一样是正确的。

这意味着，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对任何传统的继续与传扬，绝对不应是简单的回归，否则很可能就成了复古，成了倒退。传统文化重归国民教育，实质上涉及到是培养现代人，还是复活古代人的问题，而这取决于这种重归是否遵循与贯彻现代价值原则。在推动儒家经典重归国民教育的时候，我们特别有必要记住，近代像梁启超、鲁迅、胡适、李大钊等敏锐思想家都曾经痛切地指出，传统国人普遍存在着未老先衰、缺乏主见、守旧懦弱等等严重的性格缺陷，而这些国民性格的严重缺陷则与基于儒家文化经典的国民教育密切相关。他们的痛切之见提醒我们，要让儒家经典重回国民教育，需要做好一个必要的准备工作，那就是对传统文化做出现代性解释与现代性转换。如果没有在这一工作上做好多方面的准备，包括准备好足够多拥有关于现代价值原则的意识与知识的中小学教师，那么，过于匆忙地让传统文化回归国民教育，就面临着复古的危险，面临着培养出比前辈人更守旧、更苍老、更无勇气、更无独立性的未来中国人的危险。

自废止读经科始，国民教育进入新时代已有百年历史。在儒家典籍作业圣典缺席的这一百年新式教育的实践里，中国的国民性格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式教育造就出来的中国人显然更具朝气活力、更具独立自主、更具冒险勇气、更具革新精神；同时，由于新式教育以传授和传播现代科学知识为核心，所以还带来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变化，那就是国民普遍拥有了必要的科学知识与科学观念。这些方面对于形成、塑造健康、理性的国民性格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在反思与总结这百年新式教育时，特别是在试图修正、修补现代教育的不足时，需要看到新式教育的这些核心成就，并加维护与强化。换个角度说，当我们试图以召回传统文化来弥补现代教育的不足时，需要警惕一点的就是，必得防止因这种弥补而损害现代教育的精神，以免百年新式教育在造就新国民性上取得的成就遭受损毁。

这里，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今天，让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后辈学习传统文化，不是要让他们无反思、无保留地热爱我们自己的传统，不是要让他们盲目地以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自高而无视其他文化的伟大，不是要让我们的国人把眼光与视野封闭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上而拒斥其他异域文化。简单说，不是要培养、造就“文化义和团”。不管是“文化义和团”还是“政治义和团”，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意味着愚昧、不幸与灾难。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或民族都必须敞开胸怀，打开眼界，做好迎候其他文化世界的准备。

概括地说，今天让传统文化重进课堂，让儒家典籍作为经典重进国民教育，是要有前提的，那就是要有利于自由、民主、平等、法治这些更具有普遍性的现代价值原则的确立与贯彻；有利于培养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开阔的文化视野，以便有能力、有胸怀去理解、消化、汇通其他所有伟大文化、伟大传统，从而有利于继续承担起维护人类的普遍道德、普遍公义与普遍秩序的使命。为此，我们需要在学习传统文化中自觉地转换、提升传统文化，在转换与提升传统文化中创造新文化、新传统。

我想，这是我们在让传统文化重回国民教育的实践过程中需要非常明确、非常坚定的。但是，要做到这些，不仅需要编好教材，更需要有大批合格的传统文化教师，他们不仅需要拥有关于传统文化典籍的知识，更需要拥有关于现代性价值原则的理论知识与明确的自觉意识。为了避免在教育领域开倒车，防止在教育领域复制古代社会的国民基础，在传统文化回归国民教育这一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最后，我要对教材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我的看法。我看到的几册都很强调孝，其中有一册目录里的标题是“孝乃人之本”。这样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这并不合孔子的意思。孔子说的是孝乃“行仁”之本，而非人之本。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也最根本的不是孝，而是仁，也即有仁爱之德——不仅对家人、亲人有爱，而且对他人、陌生人也有爱。而培养这种爱，很自然地，是从与最切近的人的关系中开始学习如何爱他人，当然也是从这种最切近的关系中体会到被爱。所以，在孔子的伦理思想里，孝之“本”乃行仁、学仁之开始，而非根本、基础的意思。自汉之后，出于帝王政治的需要，在家-国进一步同构化的同时，一方面越来越突现了孝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在敬与养之外，往孝里注入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内容，特别是顺，直至无条件的迁就、服从。对孝的这种附加与强化，与其说是出于尊孔，不如说是出于帝王政治的需要——培养、造就绝对服从与绝对忠诚的国民性格。所以，这种被附加了政治内容的孝逐渐也就成了立国之本。而在这种孝背后的实质内容却是无条件的服从与忠诚。因此，这种孝表面上是事父齐家的私德，而实际上则成了君臣关系的练习。家庭里的父子关系被当作练习绝对服从、绝对忠诚的场所。于是，“孝门出忠臣”也就顺理成章地自成逻辑。

汉之后对孝的政治加注，实际上是把帝王政治诉求直接插入了最底层、最私人的家庭关系，直至政治关系凌替了人伦关系，政治诉求侵凌了伦常之情，导致了人伦与人情的千年扭曲。这意味着，儒家在历史上所倡导的孝，有必要加以区分，这就是孔子确立的人伦之孝与汉后加注的政治之孝之间的区别。人伦之孝的核心是敬与养，而不管是敬还是养，都是基于仁爱原则，也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因此，在孔子的人伦之孝里，也即在父子关系里，是有原则，有是非，有界限的。在这里，父子关系不是单向度的子顺父，而是有相互性的约束。但是，加注了政治诉求之后的孝，至少在历史上的实践中，被特别加以强调与突现的是顺服，甚至是无条件的顺从，于是，才会有“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这样极其扭曲无理的说法。倡导与实践这种孝的结果就是，造就了顺从懦弱、守旧迂腐、是非不分而丧失独立的国民性格。在帝王政治实施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政治之孝对中国的影响更大更深，虽然它打着孔子的旗号。因此，在把儒家倡导的孝重新作为规范要求引入国民教育时，必须区分清楚两种孝，需要澄清自汉之后对孝的政治附加，恢复先秦之孝的仁爱原则，以免以政治之孝误导今人。把孝当作为人之本或立人之本，都有这个危险。因为正是政治之孝把孝作为“行仁之始”转换成“为人之本”。

在目录里，我还看到有一个纲目叫“事师如父”。这样的规范性教导即使在历史上也是很夸张的，在今天则更不切实际，甚至有违现代原则。古代社会，师生之间，老师于学生很可能有很多私恩，很多温情，很多宽容与忍耐，在这种情况下，事师如父还勉强说得通。但是，现代师生关系则没有这些。所以，非要学生对老师怀着如对父亲一样的感情、一样的态度，那必是一种扭曲，反而不利于师生真实关系、真实情感、真实情谊的建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教师是社会分工体系里的一个行业性职业，在这个职业里，师生关系不是自然的人伦关系，而是职业性的契约关系；而就这个行业来说，教师与学生的任务就是传授、学习、探索知识与真理，如果师生之间附加上过多本来没有的伦理情感，那么显然不利于保持客观态度。比如，如果学生对老师怀着如对父亲一样的感激之情，那么，学生如何能与老师展开客观的讨论，又如何能够大胆地反驳老师，甚至树立新说异论？

实际上，就是父子之间的人伦关系，在今天也要接受自由与平等这样的现代价值原则的洗礼。虽然父子在伦理身份上有差异，不一样（不平等），但是，作为自由人格，他们则是平等的，也即说父子之间的身份差异不能否定他们之间的人格平等。正因为这样，在引导、教育子女过程中，父母既不可以高高在上，以施恩者姿态动辄责骂训诉，甚至暴力相加，因为这样的家教最终多造就出懦弱顺从、渴望强主的自矮人格；同时，也不可以以仆人的心态媚宠子女，并以爱的名义加以抬宠，因为这样的对待必导致渴望凌驾他人之上的自高人格。

在让传统文化回归国民教育这方面的工作上，山东省走在了全国前面，可谓“回归先锋”。先锋有先锋的机会——可能争得先功，但也要做好承受先行风险的准备。如何把这先行风险降到最低，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不过，这里要衷心期待山东省率先实施的传统文化回归国民教育的工程终究能利于健康的国民人格的培养，有利于现代性社会的改善。

（本文原为作者在一次传统文化进中小学必修教材研讨会上的发言，正式发表前作了增补）

作者简介丨黄裕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德国哲学学会会长。

原文载丨《南方周末》，2018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