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群工作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尊重。然而1840年后，中国陷入了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从此，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统一、建立民主政治、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为人类作出自己的贡献等，注定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切有责任感的政治组织的崇高使命，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从历史合力论角度看，一切代表并实现这个公约数的政治组织就会被历史和人民所选择，一切背离这个公约数的政治组织就会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一艘小船诞生了一个百年大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一个大党诞生于一艘小船。毛泽东后来指出，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然而，放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这不过是一件静悄悄的小事，以至于参会的一大代表都不能准确记住开会的具体时间。然而，这件小事却对当代中国产生了“开天辟地”的影响。

1949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人民迎来了一个“改天换地”的中国。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共170多人，42人牺牲，约占四分之一；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共55人，15人牺牲，约占四分之一。这组数据只是中国共产党经历“苦难辉煌”的一个缩影。

1978年，从“文革”的教训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从解放思想入手，果断推进改革开放，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迎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4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担使命，整理行装再出发，带领全国人民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奋勇前进，中国人民迎来一个“别有天地”的新时代。

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成为百年大党，源于始终如一地肩负时代使命的气质和品格。这个时代使命，写进了党的二大宣言，体现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写进了党的十二大报告，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三大任务”；写进了党的十六大报告，即“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三大历史任务；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使命

所谓现代化，主要是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技术创新、科技发展、农业商业化、工业化、城镇化等方面，同时也包括政治体制、法治、思想观念、管理方法等在内的整体变迁。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只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1840年以来，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一路艰难行走，摸索从器物学习谋自强。然而，甲午海战打碎了中国人器物现代化之梦，使不少知识精英断然选择走制度现代化新路。戊戌变法、清末立宪运动探索过中国制度现代化之途，却脱离国情，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的年轻人喊出“民主”“科学”的口号，希望从观念上启迪民智，走向现代化，然而也免不了矫枉过正，掉入把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的误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三步曲被相关学者称为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行为的“三个层次”。遗憾的是，这三个层次始终是在旧制度的模板上“盘旋”。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反复阐述一个观点：资产阶级的贡献在于实现了社会化大生产，却把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形成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破解这个矛盾，就不可能真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不可能消解异化，实现自由。为着彻底解决这个矛盾，马克思恩格斯设计了一条现代化新路：成立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克服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真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确保消除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有一句名言：“防止开除球籍。”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要实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这一国家战略目标被写入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党章。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绘制了建设“现代化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蓝图。1965年三届人大提出“两步走”战略：第一步，用15年时间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至20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有一句名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了1980年代要做三件大事，“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邓小平还设计了中国现代化的三部曲：“温饱”“小康社会”“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党的十三大对中国经济建设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新“三步走”战略，并首次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本世纪头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把这个目标修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九大规划了2020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兑现时代使命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

实现国家统一的使命

中华民族从先秦时期境内各民族逐步走向统一与融合，到了清代，中国依然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尽管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分分合合、朝代更替，“大一统”的理念始终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政治思想，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主题。

1840年以后的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了多次侵略，被迫向列强割地、赔款。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大声疾呼“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政之统一、财政之统一”（张磊、张苹：《孙中山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2页）。然而，此后的中国国民党并不能有效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实现领土完整。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倾全国之力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面对侵略者，中国国民党不能把“一盘散沙的民众”组织起来，虚弱的财政无力推动国防和经济建设，工业化基础薄弱，而且“内斗内行，外斗外行”，这些弱点注定其难以带领人民成功抵御日本侵略。

中国共产党早在二大纲领中就明确提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溃退台湾。依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的规定，今天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自1971年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政府。1997年和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别收回香港和澳门，在这两个地区推行“一国两制”实践。在台湾问题上，从“和平解放”方针走向“和平统一”方针，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无不期盼早日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毛泽东曾经指出：“台、彭、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463页）邓小平也曾经指出：“中国人不解决台湾问题会死不瞑目的”“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28页）2017年8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军9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对于中国共产党承载的国家统一的时代使命，有不少反对的声音。比如，“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观点。大意是，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不存在国家统一的问题。葛兆光教授还介绍了几种肢解“统一中国”的历史学观点，分别是东亚史观、区域史观、征服王朝史观、同心圆观、后现代历史观：（1）一些欧美学者认为，中国国内的地区差异尚且如此之大，不存在中国的“同一性”；（2）二战前，日本、韩国等地的学者从亚洲、东亚研究入手，重构一个政治想象空间，淡化中国的同一性和统一性，提出“明朝之后无中国”等观点；（3）台湾地区学者杜正胜杜撰了所谓“新的同心圆理论”理论，即以台湾的乡土史为同心圆第一圈，台湾史为第二圈，中国史为第三圈，第四圈是亚洲史，第五圈是世界史，形成台湾中心论，把台湾从中国文化认同中抽离出去。（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8页）如果这些历史观在我国港台地区教科书中广泛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会越来越淡漠，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家统一的正当性就会被“正确”地销蚀掉。

其实，五千多年的中华民族已经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史的记忆中国，一个“我者”与“他者”角色不断变化的文化中国，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民族中国，一个遭受外来力量侵略而奋起反抗的政治中国。基辛格博士曾经指出：“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要复原，而无须创建的既有国家。”（亨利·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1页）中国共产党必须承担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没有退路。

推进人民民主的使命

近代以来，中国人接受民主的理念和实践一开始就被打上了救亡图存的烙印，其参照系并非古代中国，而是遥远的西方。然而，模仿欧美的民主道路，中国人付出了学费却没有收获成功的果实。在汲取前人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与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结合起来，成功找到了民主新路—人民民主。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争得民主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列宁也强调“让群众自下而上地直接参加全部国家生活的民主建设”。1940年2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中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缺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在局部执政时期，无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还是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胆推进民主选举和民主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的民主执政经验。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人民政协制度正式确立。伴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正式形成，这是在中国土壤中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选举民主的真实体现，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源头，体现了经济自治和政治自治的统一、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统一；写入1982年宪法并于1987年以后在中国推行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基层直接民主的真实体现，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的推行，都坚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原则。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民主集中制与民主协商制结合起来，确保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其组织原则主要是民主协商制，政协委员会通过民主协商制把不同界别的“众意”充分表出来；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人大代表通过民主集中制把不同的“众意”综合起来，转化为国家意志即“公意”，找到并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做到全国“一盘棋”。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既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也形成统一意志，防止国家治理碎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推进选举民主的同时，大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形式。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指出，“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以实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

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的使命

大国治理失败，首先从意识形态衰败开始。近代以来，受西方文明冲击，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空前跌落、一筹莫展，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面对西方的挑战，传统儒学既不能成为思想解放的武器，也不能指导现代化运动。中国人民在儒学式微的大背景下先后向西方借来了基督教神学主义（太平天国运动）、社会进化论和改良主义（戊戌变法）、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辛亥革命）以求国家自强和民族自救，结果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在延安，毛泽东一边打仗，一边读书；一边读书，一边写文章。1939年12月1日，他写下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文章，提出“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发表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提出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出了文化建设动员令。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指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8页）。中国共产党最终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转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大踏步前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为实现文化繁荣兴盛创造了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时代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最新成果，并以这一理论成果指导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曲阜考察时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实际行动重塑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结合起来，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五千年的文明底色结合起来，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中，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与海内外中华儿女一道，共同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使命

据《礼记·礼运》记载，孔子在与学生言偃的对话中描绘了美好的大同社会。从此，大同理想在中国知识分子头脑中扎下了根，并与“天下”“天命”情结融为一体。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在中国土壤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人既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下情结，也有推进人类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使命。

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到21世纪，“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41—242页）。此后，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沿着“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的目标努力奋斗。

1975年4月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时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对人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但现在这个贡献很少。”1977年10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瑞典客人时也指出：“只有改变落后状况，才能对人类做出比较多的贡献，那时候大家才会真正相信中国是可以的。”

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已经融为一体。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各国利益和安全紧密相连，彼此互为义务与权利，国与国之间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利益、让世界更安全、更太平，这是当今国际政治的“大本大源”。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在国际场合向世界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此后，这个概念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于2017年2月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含义作出阐释，即“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